編者按：本文是著名學者、北京大學中文系夏曉虹2014年回答《東方早報》的記者訪談文章。文章中，夏老師對中國近代史著名政治家和學者梁啟超「善變」的政治性格進行了深入分析。今天讀來，仍然發人深省，令人思考。
記者：梁啟超一生的政治立場似乎一直在改變，這一點甚至連他自己都不諱言，戊戌變法時，他自然是改良派，變法失敗之後，他一度似乎是支持革命，但1903年《蘇報》案後，又轉而保皇。凡此種種，您怎麼看待梁啟超的這種「善變」？
夏曉虹：就外在的政治表現而言，梁啟超確實一直在變化。並且，和一般人貶斥「多變」是首鼠兩端的惡德不同，梁啟超一直肯定甚至讚賞「善變」。其實早在1899年流亡日本之初，梁啟超就寫過《善變之豪傑》一則短文，強調變的只是「方法」，「其所以愛國者未嘗變也」。而方法的改變有其必要性，或「隨時與境而變，又隨吾腦識之發達而變」。總之，「善變」是因應時勢的需要以及個人思想的進步而發生。這也預言了梁啟超此後的政治選擇。
就你提到的戊戌變法以後的表現看，梁啟超本來對維新運動抱有極高的期待，一旦落空，而且六君子、包括摯友譚嗣同人頭落地，自己被迫流亡海外，不知歸期，這些自然會讓他情緒激憤，容易和革命派靠攏。也就是說，在慈禧等頑固派已經控制局面的情況下，梁啟超認為改良的道路已走不通，因此必須採取激進的革命手段，這才有了他和孫中山談合作之事。但1903年梁啟超遊歷美國的觀感，使他的思想又發生了轉變。所謂「吾自美國來而夢俄羅斯」（《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》），似乎一下子又從他所嚮往的民主共和退回到專制獨裁的體制。其實，除了身臨其境，對美國的認識更深入之外，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梁啟超發現，儘管華人到了最先進的共和國家，各種不文明的積習依然存在。所以，問題仍然回到「新民」，即需要開通民智以改造國民性，使中國民眾具備現代國民的資格，而單憑革命並不能達成這個目標。
以此為例，梁啟超每次的轉向或改變，都有其內在理路，需要具體的分析。不過，從大致的軌跡看，梁啟超的「善變」還是顯示出他能夠並且願意與時俱進。我覺得鄭振鐸的說法最精彩：「他如頑執不變，便早已落伍了，退化了，與一切的遺老遺少同科了；他如不變，則他對於中國的供獻與勞績也許要等於零了。他的最偉大處，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處便是他的『善變』，他的『屢變』。」（《梁任公先生》）
記者：梁啟超與其師康有為在政治上似乎也是衝突不斷，您怎麼看待兩人的分歧與衝突？
夏曉虹：梁啟超和他的老師康有為之間的矛盾和衝突，同上述梁啟超的性格也有關係。在《清代學術概論》中，梁啟超曾總結二人的區別為，「有為太有成見，啟超太無成見」。因此，康有為的君主立憲保皇立場一以貫之，而梁啟超則有動搖，直至放棄。就政治分歧看，最早的衝突正是梁啟超赴日後的傾向革命。儘管這次的回頭根本上還是內力的作用，即梁啟超游美後的自我反省，但康有為此前的一再責難與警告，特別是發表在《新民叢報》上的《南海先生辨革命書》，對梁啟超諸人的革命言論大加批駁，並以「大病危在旦夕」（梁啟超1903年4月15日《與勉兄書》）相要挾，也給梁啟超造成了很大壓力，不得不表示悔改。
當然，康、梁最嚴重的一次分裂是1917年張勳擁戴清廢帝溥儀復辟，兩人徹底站在了敵對陣營。而且，在梁啟超反對復辟的通電中，斥責「此次首造逆謀之人，非貪黷無厭之武夫，即大言不慚之書生」（《反對復辟電》），把老師康有為一併罵到。從個人道德說，康有為的執守不變有值得尊敬之處；不過，如果上升到國家前途的層面考量，梁啟超的抉擇無疑更應該肯定。
而我還想說的是，雖然有這麼多衝突，但像章太炎那樣的《謝本師》式決裂書還是不會在梁啟超筆下出現。梁啟超到底還有尊師的一面，在康有為七十歲生日時，師生已經和解，梁啟超送上了親筆書寫的巨幅祝壽文《南海先生七十壽言》。並且，此後不到一月，康有為即遽爾去世，這對師生關係的結局總算圓滿。
記者：1904年之後，梁啟超在《新民叢報》上和革命黨在《民報》上大打筆仗，一時間儼然是保皇黨的言論領袖，您怎麼看待梁啟超和革命黨之間的這種意識形態衝突？
夏曉虹：梁啟超1906到1907年與《民報》的論戰，很長時間一直被看作是他的政治污點。1936年《飲冰室合集》出版時，還特意刪除了論爭中的兩篇重要文章《雜答某報》和《中國不亡論》，應該有「為逝者諱」的意思。這個論戰後來被簡化為「保皇」與「革命」之爭，其實並沒有這麼簡單。而且，即使要概括，講「立憲」與「革命」之爭還更準確些。
從梁啟超的思想脈絡考慮，他在論爭開始時提出的「開明專制論」，本是繼續了游美歸來的思考。既然國民程度不夠，不能實行立憲，於是需要「開明專制」來開啟民智，提升國民政治能力。可以明確的一點是，在梁啟超這裡，「開明專制」只是「立憲制」的預備階段，並非終點。當然，論戰一旦開始，涉及的問題越來越廣泛，雙方在辯論中都會有卓見與偏失。這些還需要學界仔細清理。不過，以前那種一面倒的對革命派論說的肯定已不復存在。起碼，革命派主張的排滿只是一時的策略，不足以成為長遠的政治目標，已為事實所證明。而梁啟超對於變專製為君主立憲的「政治革命」的堅持，則使他隨後將討論付諸行動，立憲運動也實實在在地由日本到國內鋪展開來，並最終左右了時局的發展。
記者：慈禧死後，梁啟超在政治上相對活躍起來。在辛亥革命爆發後，梁啟超作為保皇黨人的態度和應對是怎樣的？
夏曉虹：辛亥革命是由武昌起義引發，過去只看到它和革命派的關聯，現在的研究已越來越明確了立憲派在後續階段的作用。各省的紛起響應，大多是由於立憲黨人對清廷的失望而轉向革命，滿清王朝才因此失去了天下。而從1906年6、7月間，梁啟超為清政府派遣的出洋考察憲政大臣代擬奏摺（事件的相關考證與代擬奏摺見本人新著《梁啟超：在政治與學術之間》）起，即深度介入朝野的立憲活動，和各省的不少立憲派領袖也結下很深交誼。辛亥革命後，他的立場和選擇與國內的立憲人物一致，正不足為奇。而1912年10月梁啟超的最終回國，也和這些人的招邀大有關係。
另外，從主張君主立憲到贊成共和，貌似巨大轉變，在梁啟超那裡仍有一以貫之的理念，這就是他歸國後一再說明的立憲黨始終以承認現存國體、謀求改良政體為目標：「故在今日，擁護共和國體、實行立憲政體此自論理上必然之結果，而何有節操問題之可言耶？」（《蒞報界歡迎會演說辭》）歸根結底，對梁啟超來說，他始終關注的只是立憲政體的建立與實行。了解這一點非常重要。
記者：辛亥革命後，梁啟超高調介入了政黨政治，還作為進步黨的領袖成了國民黨的對手，您怎麼看待梁啟超這一段在國會政治中的表現。那一段國會政治的混亂狀況對他的思想造成了什麼衝擊？
夏曉虹：梁啟超回國，自然希望對中國的政局發生影響，按照他的政治理想推進新國家的體制建設。因此，他很快參加進步黨，並進入政權內部，兩度與當權者合作，先後擔任了袁世凱政府的司法總長與幣制局總裁，以及段祺瑞政府的財政總長。不過，大體說來，梁啟超這一階段的政黨政治活動並不成功。首先是進入權力中心，也就喪失了批評的自由。而且，進步黨沒有兵權，在軍閥當政的時代很難有作為。何況，維持現有國體也是梁啟超一貫的立場，只是，一再的妥協並未能換來政體改革的尺寸之進。梁啟超兩次的短暫出任和迅速辭職，都表明了他的失望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梁啟超在1917年段祺瑞執政期間，主導發布了對德奧宣戰書。此舉當時遭到了國會的抵制，也受到了國民黨及其他政界名流的一致痛責，後來卻證明了梁啟超的正確與遠見，否則中國也不能成為戰勝國，獲得參加巴黎和會的資格。當然，這個會議對中國利益的損害是另一回事。
記者：對大多數人來說，梁啟超最出彩的政治表現應當是在袁世凱稱帝後，先是梁啟超那篇著名的《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》，而後又是他的弟子蔡鍔在雲南的起兵。梁啟超和袁世凱的關係如何？有一種疑問是，梁啟超長期是立憲派，為何不支持袁世凱復辟帝制呢？
夏曉虹：袁世凱一向被認作是出賣康、梁等人，使得戊戌變法失敗、六君子被殺的罪魁，改良派對他的不信任由來已久。但民初的政局亂象，梁啟超又認為只有袁世凱才能收拾。因此，歸國後，一度與袁氏合作，才有了上述並不成功的從政經歷。而一旦袁世凱想要復辟帝制，龍袍加身，從梁啟超「只問政體，不問國體」（《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》）的立場看，既然破壞現有國體必定造成社會動蕩，那麼，如同在晚清君主制下反對共和一樣，他對這一次的國體變更自然也持反對態度。特別是，由君主立憲到共和雖然躐等，畢竟還是順應世界潮流；而由共和制退回到君主制，則是歷史的倒退，在所有方面都突破了梁啟超關於國體問題的底線。更何況，袁世凱的稱帝也預示著專制時代的到來，嚴重危及梁啟超最關心的立憲政體，因此，他必然起而反對。
記者：1917年年底，梁啟超退出政壇，並且將其政治生涯反思為「從前迷夢的政治活動」，是什麼導致了梁啟超在政治上的心灰意冷從而徹底告別政壇？
夏曉虹：梁啟超1917年的辭去財政總長，其實是和內閣總理段祺瑞共進退，類似內閣總辭，本來也很正常。只是，梁啟超已是兩度出入官場。在內閣如走馬燈一樣變換的北洋時代，他希望推進的政體改革自然無從著手。原本就在「學問」與「政治」兩種興趣間掙扎的梁啟超，又由他的從政實踐中發現，他更適合做「理論的政譚家」，而不適應「實行的政務家」（《吾今後所以報國者》）角色。這一次的辭職，於是正好可以作為梁啟超退出政壇的契機。當然，這不意味著他此後不再就政治問題發言。
記者：1920年，梁啟超出版了《歐遊心影錄》，政治觀點似乎又發生一次大的轉變。怎麼看待此次轉變？
夏曉虹：梁啟超1918年底的歐遊，正好趕上巴黎和會召開。他以私人身份，進行民間外交，及時向國內通報和會的進展及中國利益被犧牲的細節，引發了「五四運動」，梁啟超也由此開始轉向對國民運動的重視。不過，這還不是《歐遊心影錄》所要記述的內容。
歐遊對於梁啟超最大的啟示與影響是在文化觀的轉變。簡而言之可以概括為，梁啟超從前期的儘力輸入西方文化，轉向後期以發揮中國固有文化為重心。故1920年3月歸來，梁啟超最初發表的歐遊感言即強調：「考歐洲所以致此者，乃因其社會上、政治上固有基礎而自然發展以成者也。其固有基礎與中國不同，故中國不能效法。」（《在中國公學演說詞》）何況歐洲已出現病態，中國更應該獨立探求，進而以中國文化救世界。不過，梁啟超的歸去來並非簡單的復舊，他在《歐遊心影錄》中已指出，中國傳統文化必須與其他文化包括西學化合，生成一個新文化系統。
記者：就像您的新書標題說的，梁啟超一直「在政治與學術之間」徘徊。有一種說法是，梁啟超是在政治上失意，才轉而投身學術的。但還有一種說法是，正是因為梁啟超告別了政治，才成為了我們現在更為熟悉的梁啟超，也就是那個清華四大導師的梁啟超，寫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的梁啟超。
夏曉虹：前面已經說明，梁啟超內心一直存在治學與從政的矛盾衝突。儘管對兩者都有興趣，但如果細加區分，梁啟超的介入政治，可以說是「不忍」之心的表現，救國始終是他自覺的責任；而他的研究學術，則純粹出於不可遏制的衝動，是他的「趣味主義」人生觀的集中體現。因此，不能說梁啟超是因為政途失敗才轉向學問，也不能說由於放棄了政治活動，才成就了他的學者形象。就最終的結果看，政治與學術，對於梁啟超來說，其作用恰好是相反相成。沒有政治關懷，梁啟超無法寫出《新史學》、《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》這批貫穿「新民」思想的史學名著；而沒有學術視野，梁啟超只能成為眾多政客中的一個，其百年前的政治言論也不會至今仍被人追懷，並越來越顯示出持久的價值。
還有一種說法也值得一提，即作為啟蒙思想家的梁啟超。1929年梁啟超病逝後，常燕生曾經從此發論：「在整理國學方面，梁先生的功力、成績未必勝於王國維、陳垣諸人，然而在社會所得的效益和影響方面講，梁先生的成績卻遠非諸學者所可及。在一切未上軌道的國家裡，社會需要思想家更甚於學者。一千個王國維的出現，抵不住一個梁啟超的死亡的損失。」（《悼梁任公先生》）這裡的「思想家」可以視為政治家與學者的合體。
記者：從您個人的感情來看，您是否認為梁啟超在本質上更是一位書生，其實不適合參與政治？
夏曉虹：我新出版的書里，有一篇論文題目就叫《書生從政：梁啟超與伍庄》，伍庄是梁啟超在萬木草堂的同學，也是康有為的弟子。這個標題代表了我對梁啟超從政的看法。書生並非不適合參與政治，只是其身份應該定位在政論家與政治活動家，以批評監督政府、提出理想的治國方略為職責。而如果變身為政務家，參與實際的政權運作，不但其政治理想必然打折扣，而且也根本失去了批評的立場。
2014年4月3日於京西圓明園花園
文章節選自東方出版社《閱讀梁啟超：政治與學術》（夏曉虹 著）一書。
（原刊《東方早報·上海書評》第280期，2014年5月11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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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保皇到共和：梁啟超政治「善變」的背後
編者按：本文是著名學者、北京大學中文系夏曉虹2014年回答《東方早報》的記者訪談文章。文章中，夏老師對中國近代史著名政治家和學者梁啟超「善變」的政治性格進行了深入分析。今天讀來，仍然發人深省，令人思考。
記者：梁啟超一生的政治立場似乎一直在改變，這一點甚至連他自己都不諱言，戊戌變法時，他自然是改良派，變法失敗之後，他一度似乎是支持革命，但1903年《蘇報》案後，又轉而保皇。凡此種種，您怎麼看待梁啟超的這種「善變」？
夏曉虹：就外在的政治表現而言，梁啟超確實一直在變化。並且，和一般人貶斥「多變」是首鼠兩端的惡德不同，梁啟超一直肯定甚至讚賞「善變」。其實早在1899年流亡日本之初，梁啟超就寫過《善變之豪傑》一則短文，強調變的只是「方法」，「其所以愛國者未嘗變也」。而方法的改變有其必要性，或「隨時與境而變，又隨吾腦識之發達而變」。總之，「善變」是因應時勢的需要以及個人思想的進步而發生。這也預言了梁啟超此後的政治選擇。
就你提到的戊戌變法以後的表現看，梁啟超本來對維新運動抱有極高的期待，一旦落空，而且六君子、包括摯友譚嗣同人頭落地，自己被迫流亡海外，不知歸期，這些自然會讓他情緒激憤，容易和革命派靠攏。也就是說，在慈禧等頑固派已經控制局面的情況下，梁啟超認為改良的道路已走不通，因此必須採取激進的革命手段，這才有了他和孫中山談合作之事。但1903年梁啟超遊歷美國的觀感，使他的思想又發生了轉變。所謂「吾自美國來而夢俄羅斯」（《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》），似乎一下子又從他所嚮往的民主共和退回到專制獨裁的體制。其實，除了身臨其境，對美國的認識更深入之外，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梁啟超發現，儘管華人到了最先進的共和國家，各種不文明的積習依然存在。所以，問題仍然回到「新民」，即需要開通民智以改造國民性，使中國民眾具備現代國民的資格，而單憑革命並不能達成這個目標。
以此為例，梁啟超每次的轉向或改變，都有其內在理路，需要具體的分析。不過，從大致的軌跡看，梁啟超的「善變」還是顯示出他能夠並且願意與時俱進。我覺得鄭振鐸的說法最精彩：「他如頑執不變，便早已落伍了，退化了，與一切的遺老遺少同科了；他如不變，則他對於中國的供獻與勞績也許要等於零了。他的最偉大處，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處便是他的『善變』，他的『屢變』。」（《梁任公先生》）
記者：梁啟超與其師康有為在政治上似乎也是衝突不斷，您怎麼看待兩人的分歧與衝突？
夏曉虹：梁啟超和他的老師康有為之間的矛盾和衝突，同上述梁啟超的性格也有關係。在《清代學術概論》中，梁啟超曾總結二人的區別為，「有為太有成見，啟超太無成見」。因此，康有為的君主立憲保皇立場一以貫之，而梁啟超則有動搖，直至放棄。就政治分歧看，最早的衝突正是梁啟超赴日後的傾向革命。儘管這次的回頭根本上還是內力的作用，即梁啟超游美後的自我反省，但康有為此前的一再責難與警告，特別是發表在《新民叢報》上的《南海先生辨革命書》，對梁啟超諸人的革命言論大加批駁，並以「大病危在旦夕」（梁啟超1903年4月15日《與勉兄書》）相要挾，也給梁啟超造成了很大壓力，不得不表示悔改。
當然，康、梁最嚴重的一次分裂是1917年張勳擁戴清廢帝溥儀復辟，兩人徹底站在了敵對陣營。而且，在梁啟超反對復辟的通電中，斥責「此次首造逆謀之人，非貪黷無厭之武夫，即大言不慚之書生」（《反對復辟電》），把老師康有為一併罵到。從個人道德說，康有為的執守不變有值得尊敬之處；不過，如果上升到國家前途的層面考量，梁啟超的抉擇無疑更應該肯定。
而我還想說的是，雖然有這麼多衝突，但像章太炎那樣的《謝本師》式決裂書還是不會在梁啟超筆下出現。梁啟超到底還有尊師的一面，在康有為七十歲生日時，師生已經和解，梁啟超送上了親筆書寫的巨幅祝壽文《南海先生七十壽言》。並且，此後不到一月，康有為即遽爾去世，這對師生關係的結局總算圓滿。
記者：1904年之後，梁啟超在《新民叢報》上和革命黨在《民報》上大打筆仗，一時間儼然是保皇黨的言論領袖，您怎麼看待梁啟超和革命黨之間的這種意識形態衝突？
夏曉虹：梁啟超1906到1907年與《民報》的論戰，很長時間一直被看作是他的政治污點。1936年《飲冰室合集》出版時，還特意刪除了論爭中的兩篇重要文章《雜答某報》和《中國不亡論》，應該有「為逝者諱」的意思。這個論戰後來被簡化為「保皇」與「革命」之爭，其實並沒有這麼簡單。而且，即使要概括，講「立憲」與「革命」之爭還更準確些。
從梁啟超的思想脈絡考慮，他在論爭開始時提出的「開明專制論」，本是繼續了游美歸來的思考。既然國民程度不夠，不能實行立憲，於是需要「開明專制」來開啟民智，提升國民政治能力。可以明確的一點是，在梁啟超這裡，「開明專制」只是「立憲制」的預備階段，並非終點。當然，論戰一旦開始，涉及的問題越來越廣泛，雙方在辯論中都會有卓見與偏失。這些還需要學界仔細清理。不過，以前那種一面倒的對革命派論說的肯定已不復存在。起碼，革命派主張的排滿只是一時的策略，不足以成為長遠的政治目標，已為事實所證明。而梁啟超對於變專製為君主立憲的「政治革命」的堅持，則使他隨後將討論付諸行動，立憲運動也實實在在地由日本到國內鋪展開來，並最終左右了時局的發展。
記者：慈禧死後，梁啟超在政治上相對活躍起來。在辛亥革命爆發後，梁啟超作為保皇黨人的態度和應對是怎樣的？
夏曉虹：辛亥革命是由武昌起義引發，過去只看到它和革命派的關聯，現在的研究已越來越明確了立憲派在後續階段的作用。各省的紛起響應，大多是由於立憲黨人對清廷的失望而轉向革命，滿清王朝才因此失去了天下。而從1906年6、7月間，梁啟超為清政府派遣的出洋考察憲政大臣代擬奏摺（事件的相關考證與代擬奏摺見本人新著《梁啟超：在政治與學術之間》）起，即深度介入朝野的立憲活動，和各省的不少立憲派領袖也結下很深交誼。辛亥革命後，他的立場和選擇與國內的立憲人物一致，正不足為奇。而1912年10月梁啟超的最終回國，也和這些人的招邀大有關係。
另外，從主張君主立憲到贊成共和，貌似巨大轉變，在梁啟超那裡仍有一以貫之的理念，這就是他歸國後一再說明的立憲黨始終以承認現存國體、謀求改良政體為目標：「故在今日，擁護共和國體、實行立憲政體此自論理上必然之結果，而何有節操問題之可言耶？」（《蒞報界歡迎會演說辭》）歸根結底，對梁啟超來說，他始終關注的只是立憲政體的建立與實行。了解這一點非常重要。
記者：辛亥革命後，梁啟超高調介入了政黨政治，還作為進步黨的領袖成了國民黨的對手，您怎麼看待梁啟超這一段在國會政治中的表現。那一段國會政治的混亂狀況對他的思想造成了什麼衝擊？
夏曉虹：梁啟超回國，自然希望對中國的政局發生影響，按照他的政治理想推進新國家的體制建設。因此，他很快參加進步黨，並進入政權內部，兩度與當權者合作，先後擔任了袁世凱政府的司法總長與幣制局總裁，以及段祺瑞政府的財政總長。不過，大體說來，梁啟超這一階段的政黨政治活動並不成功。首先是進入權力中心，也就喪失了批評的自由。而且，進步黨沒有兵權，在軍閥當政的時代很難有作為。何況，維持現有國體也是梁啟超一貫的立場，只是，一再的妥協並未能換來政體改革的尺寸之進。梁啟超兩次的短暫出任和迅速辭職，都表明了他的失望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梁啟超在1917年段祺瑞執政期間，主導發布了對德奧宣戰書。此舉當時遭到了國會的抵制，也受到了國民黨及其他政界名流的一致痛責，後來卻證明了梁啟超的正確與遠見，否則中國也不能成為戰勝國，獲得參加巴黎和會的資格。當然，這個會議對中國利益的損害是另一回事。
記者：對大多數人來說，梁啟超最出彩的政治表現應當是在袁世凱稱帝後，先是梁啟超那篇著名的《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》，而後又是他的弟子蔡鍔在雲南的起兵。梁啟超和袁世凱的關係如何？有一種疑問是，梁啟超長期是立憲派，為何不支持袁世凱復辟帝制呢？
夏曉虹：袁世凱一向被認作是出賣康、梁等人，使得戊戌變法失敗、六君子被殺的罪魁，改良派對他的不信任由來已久。但民初的政局亂象，梁啟超又認為只有袁世凱才能收拾。因此，歸國後，一度與袁氏合作，才有了上述並不成功的從政經歷。而一旦袁世凱想要復辟帝制，龍袍加身，從梁啟超「只問政體，不問國體」（《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》）的立場看，既然破壞現有國體必定造成社會動蕩，那麼，如同在晚清君主制下反對共和一樣，他對這一次的國體變更自然也持反對態度。特別是，由君主立憲到共和雖然躐等，畢竟還是順應世界潮流；而由共和制退回到君主制，則是歷史的倒退，在所有方面都突破了梁啟超關於國體問題的底線。更何況，袁世凱的稱帝也預示著專制時代的到來，嚴重危及梁啟超最關心的立憲政體，因此，他必然起而反對。
記者：1917年年底，梁啟超退出政壇，並且將其政治生涯反思為「從前迷夢的政治活動」，是什麼導致了梁啟超在政治上的心灰意冷從而徹底告別政壇？
夏曉虹：梁啟超1917年的辭去財政總長，其實是和內閣總理段祺瑞共進退，類似內閣總辭，本來也很正常。只是，梁啟超已是兩度出入官場。在內閣如走馬燈一樣變換的北洋時代，他希望推進的政體改革自然無從著手。原本就在「學問」與「政治」兩種興趣間掙扎的梁啟超，又由他的從政實踐中發現，他更適合做「理論的政譚家」，而不適應「實行的政務家」（《吾今後所以報國者》）角色。這一次的辭職，於是正好可以作為梁啟超退出政壇的契機。當然，這不意味著他此後不再就政治問題發言。
記者：1920年，梁啟超出版了《歐遊心影錄》，政治觀點似乎又發生一次大的轉變。怎麼看待此次轉變？
夏曉虹：梁啟超1918年底的歐遊，正好趕上巴黎和會召開。他以私人身份，進行民間外交，及時向國內通報和會的進展及中國利益被犧牲的細節，引發了「五四運動」，梁啟超也由此開始轉向對國民運動的重視。不過，這還不是《歐遊心影錄》所要記述的內容。
歐遊對於梁啟超最大的啟示與影響是在文化觀的轉變。簡而言之可以概括為，梁啟超從前期的儘力輸入西方文化，轉向後期以發揮中國固有文化為重心。故1920年3月歸來，梁啟超最初發表的歐遊感言即強調：「考歐洲所以致此者，乃因其社會上、政治上固有基礎而自然發展以成者也。其固有基礎與中國不同，故中國不能效法。」（《在中國公學演說詞》）何況歐洲已出現病態，中國更應該獨立探求，進而以中國文化救世界。不過，梁啟超的歸去來並非簡單的復舊，他在《歐遊心影錄》中已指出，中國傳統文化必須與其他文化包括西學化合，生成一個新文化系統。
記者：就像您的新書標題說的，梁啟超一直「在政治與學術之間」徘徊。有一種說法是，梁啟超是在政治上失意，才轉而投身學術的。但還有一種說法是，正是因為梁啟超告別了政治，才成為了我們現在更為熟悉的梁啟超，也就是那個清華四大導師的梁啟超，寫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的梁啟超。
夏曉虹：前面已經說明，梁啟超內心一直存在治學與從政的矛盾衝突。儘管對兩者都有興趣，但如果細加區分，梁啟超的介入政治，可以說是「不忍」之心的表現，救國始終是他自覺的責任；而他的研究學術，則純粹出於不可遏制的衝動，是他的「趣味主義」人生觀的集中體現。因此，不能說梁啟超是因為政途失敗才轉向學問，也不能說由於放棄了政治活動，才成就了他的學者形象。就最終的結果看，政治與學術，對於梁啟超來說，其作用恰好是相反相成。沒有政治關懷，梁啟超無法寫出《新史學》、《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》這批貫穿「新民」思想的史學名著；而沒有學術視野，梁啟超只能成為眾多政客中的一個，其百年前的政治言論也不會至今仍被人追懷，並越來越顯示出持久的價值。
還有一種說法也值得一提，即作為啟蒙思想家的梁啟超。1929年梁啟超病逝後，常燕生曾經從此發論：「在整理國學方面，梁先生的功力、成績未必勝於王國維、陳垣諸人，然而在社會所得的效益和影響方面講，梁先生的成績卻遠非諸學者所可及。在一切未上軌道的國家裡，社會需要思想家更甚於學者。一千個王國維的出現，抵不住一個梁啟超的死亡的損失。」（《悼梁任公先生》）這裡的「思想家」可以視為政治家與學者的合體。
記者：從您個人的感情來看，您是否認為梁啟超在本質上更是一位書生，其實不適合參與政治？
夏曉虹：我新出版的書里，有一篇論文題目就叫《書生從政：梁啟超與伍庄》，伍庄是梁啟超在萬木草堂的同學，也是康有為的弟子。這個標題代表了我對梁啟超從政的看法。書生並非不適合參與政治，只是其身份應該定位在政論家與政治活動家，以批評監督政府、提出理想的治國方略為職責。而如果變身為政務家，參與實際的政權運作，不但其政治理想必然打折扣，而且也根本失去了批評的立場。
2014年4月3日於京西圓明園花園
文章節選自東方出版社《閱讀梁啟超：政治與學術》（夏曉虹 著）一書。
（原刊《東方早報·上海書評》第280期，2014年5月11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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